本人为官四十年，退休之后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不开会了。我很不喜欢开形式主义的会，不喜欢为了开会而开的会。第一，开会耗掉了我们一生很多的时间。很多情况下开会不是为了解决问题，不是为了学习，而是为了完成需要开会的那个任务，会上讲话的人大都是为了表现自己，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存在和价值；第二，很多会没有让与会者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。其实开会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才会有比较好的会议效果。为什么要开这个会？开这个会要解决什么问题？这些问题要找哪些人解决？事前与相关人员做了沟通没有？沟通有没有具体的方案？这些方案大家会不会同意？今天大家坐在一起读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，是学习的聚会，这种会值得提倡。
尽管我反对多开会，但开会也是一种制度的设计的程序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我写过一篇微博，叫《哭那些树》。30年前，我在长沙西区做区长，隔几天办公桌上就放三四十份杂志和报纸，我问办事人员为什么订这么多杂志和报纸？办事人员回答:如果不是区长订的，财政局就不给钱；如果不订这些报刊，上级部门就会扣分，到年底评先就会落后。都是些什么杂志呢？包括纪委、组织、宣传、公安、计划生育和教育等主管部门方方面面的，共计几十份。说老实话，我认为这些东西积极作用不大、副作用不小，虽然整顿过几次，但是很快又死灰复燃。我想：全国有多少纸张树木就这么被白白浪费掉了。
我们很多报纸是官话、空话和套话连篇，基本上没有人看。我之前跟人民日报的老总开过这样的玩笑，我建议把《人民日报》的报名改为《干部日报》，他大笑，说应该改成《高干日报》，可见大家对文风问题、形式主义问题都看得很清楚。
举这几个例子，是想说明做什么事要做到实事求是不容易。那么上面的例子跟《爱莲说》有什么关系呢？
《爱莲说》是讲做人的。怎么做人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什么？这个问题会跟随我们一生，我七十多岁了，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彻底想清楚，但是总有一些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要有一个人生的方向，这个人生方向，应该是一条正道，不要走歪门，不要走邪道。正道是什么呢？实际上我们中国人的正道，是从四书五经而来，是从孔孟那里来的。我们每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中国人，最终都会向自己的传统文化妥协，完成对传统文化的皈依，因为这些东西在已经融进我们的血液中去了。所以到现在我还在读古代圣贤的文章，包括屈原的《离骚》《古文观止》，等等。像周敦颐这样的人，像《爱莲说》这样的文章，我们坐到一起念一念，对陶冶我们的情操，对宽广我们的胸怀，对选定我们人生的方向，都有极大的好处。这个活动能不能坚持下去，能不能搞得有价值、有意义，就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在学习，是不是在读书。如果我们大家学有所得，学了以后有所收获，真正觉得有意义，这个事情就对了，就容易坚持下去了。
周敦颐这个人非常了不起，知行合一。他活着的时候，做事本身就受到大家肯定，他是个好官，是一个非常纯洁、廉洁的官员。《爱莲说》实际上是一个文学作品，但这里面包括了非常了不起的哲学思想。他的莲花品格，与他主张“静”“诚”和“无极、太极”的思想相通。周敦颐破千年之暗，上接洙泗，下启程朱，是中间一个关键性的人物，他把天道和人道结合起来，用一个诚，用一个孔颜之乐，用宇宙论、人生论这样一些思想，培养出了二程，然后才有关洛学派，才有朱熹张栻。所以他的功劳，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页，而且对我们湖南人的思想文化影响非常之大。
曾国藩在罗汝怀编撰的《湖南文征》序里说，湖南这个地方本来没有文化，幸亏周之末来了屈原，宋之初又出了周敦颐。曾国藩一生他有很多争议，但是他在廉洁自律方面，是官员的典范。廉洁与真诚相通，孔颜之乐，圣人境界，莲花品质。儒家思想认为，“诚者，天之道也。诚之者，人之道也”“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”；屈子赤诚忠诚，为百代湘人所祖；周敦颐说，“诚，五常之本，百行之源也”；程颐说，“诚则信矣，信则诚矣”；曾国藩以诚修身，“去伪崇拙”；毛泽东搞民主革命的时候，坚持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的风格，结果大获全胜。我认为：天人合一、知行合一和人我合一的诚信境界，应该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本，是人间正道。
曾国藩戎马倥偬，身体不好，吃那么多苦，六十二岁就死了。他成就了那么艰巨宏伟的大业，还撰著、编纂了那么多的书，写了那么多的奏折和家书，这是多么刻苦的一辈子啊。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他？是信仰！他信仰的是内圣外王。他以理学立身，要做圣贤。作为湘军集团的精神领袖，他说，轻财足以聚人，律己足以服人，量宽足以得人，身先足以率人！湘军悍将鲍超给他送了好多礼物，贺他五十岁生日，鲍超这个人脾气很暴躁，曾国藩为了给他点面子，留了一顶瓜皮小帽，其他的十六担礼物全部退回去了。曾国藩就是周敦颐的粉丝，他在《湖南文征·序》讲，“逮乎宋世，周子复生于斯，作《太极图说》《通书》，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。两贤者，皆前无师承，创立高文。上与《诗经》《周易》同风，下而百代逸才，举莫能越其范围。而况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？”
其实有一段时间，咸丰初期，他的地位不如胡林翼，后来有一段时间，地位连左宗棠都不如。为什么能够实际上形成湘军统帅这么一个地位，因为只有他能够沟通所有的将领。这靠的是他的人格，他的人格高尚才形成了他那么大的格局。他如果人格上稍微低下一点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格局，不会形成那么大的影响。我写过几篇文章，讲曾国藩对晚清政权的影响，他是改变中国的人：有了他，才有湘军；有了湘军集团，以后才有洋务运动；有了洋务运动，才有戊戌变法；有了戊戌变法，才有辛亥革命；有了辛亥革命，才有五四运动，才有新文化运动，也才有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。
湖湘文化有五次对中国文化返本开新。第一次是周敦颐，第二次是王船山，第三次是曾国藩。曾国藩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是经世理学。之前，有的讲理学，有的讲经世，是曾国藩把经世和理学合起来，既讲价值观，也讲方法论。第四次是谭嗣同。谭嗣同的思想，我们研究和阐发得都不够，谭嗣同这个人是返本开新的人，他提的冲决网罗，影响了一大批人群，他开辟的其实是一个时代，他和严复、梁启超一起，是晚清中华民族的启蒙思想家之一。再往后就是毛泽东，今天我们研究得还不够，前面马克思主义这一面讲得比较多，优秀传统文化提得不够。
周敦颐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，但他可以说是湘学的源头。湖湘文化的源头是屈原，屈原给湖湘文化奠基，把湖湘文化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来阐述的是从周敦颐开始，然后一直影响到现在。他对中国的影响，今天想所有问题的时候，都可以找到他。
明朝的时候，专制主义搞得理学已经变味了，湖南人还在搞宋学理学；清朝乾嘉学派流行，岳麓书院仍然把传统理学坚持下来，坚持经世致用的这个方法，有一批知识分子既有内圣的报国的情怀，又有外王的平天下的想法，还有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态度，这种湘人集体意识成为湘军集团崛起的准备。随着晚清形势巨变，一下子登上舞台，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。湖湘人的精神从哪儿来？从屈原，从周敦颐，从二程、张栻，从胡安国、胡寅、胡宏，一直到近现代的黄兴、蔡锷、宋教仁，一直到毛泽东这一大批人。
湖南有一种廉洁文化，它有一个廉洁的基础。屈原以有忧患意识闻名，但屈原这个人也是廉洁的。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”。可最后叫他洗头洗脚他都不干了，非要去跳河，就是不能同流合污。理学教湖南人追求内心的纯洁，既要做圣贤，又要做英雄。圣贤就是世界观、人生观，英雄就是踏踏实实地做事。
圣贤和英雄是关系到知识分子如何做人的问题。上海有一位学者叫许纪霖，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，写过一篇叫做《进退维谷的困境：在学术和政治间徘徊的近代知识分子》的文章，他写的近代还包括国民党那个时期，因为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不存在徘徊的问题，官员基本都是考上来的，本身就是知识分子，他们又要做学问，又要做官，达时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科举制度废除之后，做官的渠道多了，官场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，有了大老粗官员和读书人官员，在现实中知识分子往往搞不赢大老粗和大老粗式的知识分子。这样一来，做圣贤的价值观不吃香了，把官位当作权柄的思想流行起来。我们今天读《爱莲说》，纪念周敦颐，就是要肯定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，提倡知识分子的莲花品质和君子风采。知识分子做学问向真理负责，做官向后果负责。一个是讲政治，一个是讲学术，这两个角度是不一样的。一个要有良心、有骨头、向真理负责，一个向真实负责、向人民负责、向历史负责。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这个关系，既做好知识分子，也做个好官员。
人这一辈子，实际上是在行路。人生是一次旅行。
第一，人生是远行。从小走到大，走到老，岁月漫长，山高水远，很长一段路。
第二，人生是苦行。现在你们年轻人也苦，但是还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苦。我是挨过饿的人，年没饭吃，家里很困难很穷，饿得腰都直不起来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长大。年下乡插队，到农村跟贫下中农一起，艰苦劳累，吃不饱，还要到老乡家里要吃的；后来我到西藏工作，从现在闹地震的雅安进去，雅安过去以后是汶川，一直坐车到昌都到拉萨，冰天雪地，冻得要死。做了官，繁重的工作不说，天大的责任，复杂的人事关系，一天到晚什么事都有，认真做官时很辛苦的。悲欢离合，生老病死。
第三，人生是独行。人一辈子就是一个人在走，哪怕你有爹娘、有爱人、有子女，这些人都没有跟你一起走，或者他只陪你就走一半。最终你去到哪里谁也不知道，就是一个人去的。独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自己要靠自己，自己要尊重自己，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，“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”。我们要认识独行，珍惜独行，做好自己。
第四，人生是修行。佛家讲“苦集灭道”。人的一辈子有个看问题的角度，如果把困难和考验看作人生路上正常平常的事情，就会有思想准备，以平常心去对待。把人生当作一场修行，从一个方面去找自己不足的，另外一个方面让自己充实，让有荷花一样的品质和和丰富饱满的人生。
如何才算丰富饱满的人生？如何攀登较高的人生境界。我们可以拥有四个世界：
第一界就是物界，也就是物质的世界。就是植物、动物、其他生物等万物。在古代汉语里面，物是指自己以外的人或跟自己相对的环境。简单地说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外部世界。人人都可以拥有这个世界。能够过富贵的物质生活，能够得到充裕的物质享受。
第二界是知界，就是指知识的世界，是对物质世界的一个能动的反映。中国古人主张格物致知，就是认为实践和读书可以得到知识和学问。知界最重要的载体就是书本，要读书。如果说我一辈子有一点成功的经验，就是手不释卷。我为什么把时间看得这么紧？就是想抓紧时间多读书。我现在70多岁了，我感觉到自己还有好多好多书没读。我每天走路的时候都在听书，我最近就听了十几本小说，像《白鹿原》《少年天子》《穆斯林的葬礼》《尘埃落定》等好多好书。而且我还在复习英语，重读经典。
第三界是情界，也就是情感的世界。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，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爱之情。情界既包括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其实还包括审美。中国文化里有一个繁花似锦、隽永深厚的文艺世界。从《诗经》开始一直到《红楼梦》美不胜收。足以让人征服每一个中国人，足以让人深深地热爱我们的文明。欧洲人也讲感情。罗素讲，人的一生能够让自己激动，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东西有三件事：第一是获得新的知识；第二是爱情，不附带条件的真正的爱情；第三是对弱者的悲悯和帮助。Whatreasonwearelivingfor(《我们为什么活着》)。他讲得非常好。中国人讲我们为什么活着，正心诚意，格物致知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就是我们的士大夫的人生观。你没有情，没有美，生活是很累的，也是非常可怜的。刚才讲到曾国藩的精神世界，我读他编的《十八家诗钞》，他说，诗可以“开拓心胸，扩充气魄”，他的精神世界里既有统帅的豪迈心胸，又有父兄的温润情感。蔡元培他们提出来要以美代教，让我们的孩子懂得美，让我们的孩子有情，有情才能有义。由此可见人性教育、情感教育非常之重要。
第四界是灵界,也就是灵魂的世界。无神论者是如何看宗教世界呢？无神论者的灵魂，其实就是一个内心灵深处的自我。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，小时候读《牛虻》，为什么读呢？因为保尔读了《牛虻》。保尔是谁？就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里面的主人公，他的原型叫奥斯托洛夫斯基，生命经历辛苦得一塌糊涂，身上受了27处伤，最后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小说，鼓舞了整个苏联布尔什维克一代人。那时候中苏友好，书就翻译过来了，我们都读了。保尔第三个喜欢的女孩子叫丽达，那个女孩抛弃他了。他非常痛苦，就拿出手枪准备了结自己。就在这个时候保尔的大脑出现了两句话，这两句话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经典：“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: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。这样，在临死的时候，他就能够说:‘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，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’”我想，其实这就是基督教里的末日审判内容的翻版。保尔喜欢读《牛氓》。那时候我们也找来读，看后我觉得写的很动人，英国女作家伏尼契，把亚瑟与琼玛的爱情写得回肠荡气。《牛氓》中的亚瑟之所以想死，是因为他崇拜的红衣大主教，也是他的父亲背叛欺骗了他，他的信仰毁灭了。由此可见他的心中有很重的宗教情结。这种宗教的情结，实际上是灵魂最后的家园。
我们中国人最后的家园应该是什么呢？也应该是信仰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信仰是什么呢？现在的信仰不清楚。看过一篇文章，别人问梁启超，人将离世的时候，最关切的是什么？梁启超说了两个意思，第一，我完成了我的责任。第二，没有做自己不应该做的错事。有些错是没办法避免的，或者是很难避免的。但是有些错是可以避免的。
他实际上强调的是中国文化里生命的方向，我们的生命承担的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责任，而且对家人、对社稷都负有重要的责任，也就是《大学》中讲的三纲八目。所以戴季陶说，中国传统文化是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”。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曾严厉批判传统文化，一百多年过去了，我们才惊醒过来，如果没有了文化传统，“君亲恩何以酬，民物命何以立，圣贤道何以传”。“是非审之于己，毁誉听之于人，得失安之于数”。读岳麓书院的对联，望岳麓山上的群贤众神在前，也许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方向。
（郑佳明：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、省社科联原主席、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，湖南师范大学教授、理事，电视剧《走向共和》、《恰同学少年》总策划、《雍正王朝》总监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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